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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我们仍在为数据监控寻觅平衡
来源: | 作者:pmt90a6ef | 发布时间: 2017-03-23 | 1045 次浏览 | 🔊 点击朗读正文 ❚❚ ▶ | 分享到:
近日，维基解密发布了八千余份疑似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机密文件，文件详细披露了中情局如何利用黑客技术绕过加密系统、监听和控制全球智能设备，攻击对象广泛涉及苹果手机、三星电视、谷歌安卓操作系统、微软视窗系统等。


所有这些软硬件都正在为我们的生活创造着极大的便利，其背后的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还许诺给我们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然而，正如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的后记中写到，“每一种技术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 ……我们会亲身体验到数字化生存造成的文化破坏。”


全球监听：“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本次CIA监听计划中，一个名为“哭泣天使（Weeping Angle）”的程序尤其受到媒体关注，它可以让三星智能电视在“关机”状态下变身录音窃听器，记录房间内用户的对话并通过网络发回中情局服务器。它似乎重现了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那一幕， “温斯顿（主人公）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轻声低语稍微大一点就会被捕捉到，他只要待在电幕的视野范围内就会被看到。”


互联网时代，具有远程监控功能的“电屏”可以是手机、电视、电脑，也可以是CD/DVD光碟、路由器、车载设备；监控的形式也不只是“电幕”，还可以是各种病毒、木马、恶意软件、远程控制程序和武器化漏洞。《1984》中有一句名言“老大哥在看着你”——如果说小说中的“老大哥”只能在电子屏幕的视野范围内看着你，那么现实生活中似乎可以说是“老大哥无处不在地看着你”。


就目前而言，这种无处不在的数据监控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记录性。数字化技术让人们的行为日益网络化，又让网络行为得以用0和1组成的代码表示，人们的日常行为正在被不断的记录到数字存储器中，例如个人信息被记录到电子档案中、上网活动被记录在浏览器历史文件夹中、人际关系的远近亲疏被记录到社交网络中、爱好和习俗被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数字化生存让人们被代码全面记录。


遍在性。以此次解密的文件披露来看，CIA的黑客程序广泛涉及各大智能设备、操作系统，以“高级料理（Fine Dining）”黑客系统为例，单单这一个系统就可以在浏览器Chrome、游戏2048、杀毒软件卡巴斯基、视频播放器VLC、办公软件福晰阅读器等常用软件中进行数据挖掘。


隐蔽性。一方面，互联网的匿名性让使用者更大大减少了对被监视的忌惮，越来越多人喜欢呈现自我；另一方面，社交网络上的分享行为确实可以为用户提供价值，例如亚马逊的智能推荐、头条新闻的社交推送等让人们更轻易地找到想要的商品和资讯。问题在于，正是这些主动提供的个人信息为监视者提供了大量的非结构性数据。


被利用的可能性。一旦数据资源具有被发掘的可能性，希望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利的群体便不会放过：大型跨国公司谷歌发表道歉声明承认在推广“街景”服务时收集个人数据，情报机关中情局通过棱镜计划监听各国领导人，特朗普政府官僚暗示奥巴马通过微波炉中的针孔摄像机监控现任总统等等。


面对数据监控造成的文化破坏，如何用法律手段为全球监控行为划定底线，如何保障个人隐私和国家信息安全，采用何种理念治理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国家安全还是个人隐私？


国家内部来说，数据监控的争议焦点在于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本世纪初，美国世贸中心爆炸案、法航客机劫持案、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等恐怖袭击惨案相继发生。各国执法部门在调查时发现，由于缺乏相关的通信数据支持，无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溯源、全面还原恐怖案件情况并防范暴力恐怖案件的发生。


为了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国家安全被暂时摆在了优先于个人隐私权的位置。各国安全部门以反恐为由，要求跨国科技公司对用户信息进行“数据留存”，并通过个种方式绕过各大公司的加密技术监控这些数据，权力一度超越法律限制。例如，2001年9•11之后,布什政府向国会提交了《爱国者法案》，该法案要求提高政府控制、检查公民个人信息的程度，第215条款还授予联邦调查局获得了调入公民的任何的相关消费记录的权力。自2004年始，时任政府核心层成功绕开了有关公民隐私等法律困境，建立了四大监控计划，后来被维基解密披露的“棱镜”计划就是其一。


随着“棱镜”计划的曝光，美国情报机构不受管束的监听行为开始受到警惕，保护个人隐私权的呼声越来越高。2015年12月，加州圣伯纳迪诺发生一起严重枪击事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要求苹果公司解锁一部恐怖分子的iPhone 5C手机，遭到苹果公司的拒绝。后者认为按照政府要求为iPhone手机创建后门，将使不计其数的iOS系统用户处于黑客攻击的风险之中——2017年3月维基解密披露的文件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另外一场以保护个人隐私为目的的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舍恩伯格将其称为“互联网遗忘”的运动，正式法律用语称其为“被遗忘权”。2012年1月，欧盟修订《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将“被遗忘的权利”(right to be forgotten)，定义为“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 ，并不得对这些数据再次传播，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2014年5月,欧盟法院针对“冈萨雷斯诉谷歌公司案”作出最终裁决，正式将被遗忘权确立为公民的一项民事权利。继欧盟判决确立“被遗忘权”之后，俄罗斯、日本也先后从立法和司法层面确立了 “被遗忘权”，成为普通人保护个人隐私的重要策略。然而，被遗忘权能够实现与否，是否会产生寒蝉效应仍然是尚待解决的问题。


信息自由流动还是网络主权？


在国家之间，数据监控的争议焦点就变成了数据主权和霸权之争。信息技术领先地位的国家希望利用国家间信息不对称、技术不对等攫取更大的权力进而形成数据霸权；其他国家则不得不面临被监控的威胁。于是，信息自由流动、数据主权保护两种国家网络治理理念应运而生。


信息自由流动的倡导者主要来自美国。2010年，谷歌公司以 “不满网络内容审查制度”为理由，高调宣布将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随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题为“网络自由”的演讲，将网络自由与言论表达自由、信仰自由、没有贫困、没有恐惧“四大自由”并列，称其有助于维护作为全球进步基础的和平与安全，同时指责将各国的网络监管实际上是树立分割虚拟世界的“柏林墙”。2012年12月迪拜国际电信世界大会（WCIT）上，美国拒绝签署授权国际电信联盟监管互联网的相关协议，并以主动离场的方式反对任何哪怕只是象征性的网络监管。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丹•席勒评论到，“‘信息自由流动’不过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谷歌高管们共同散布的术语，……它有目的地、巧妙地说服我们将一项基本人权委托给了两个超级自私的社会机器：企业和国家。” 


2013年“棱镜”计划的曝光后，中国、俄罗斯、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制定对策进行数据跨境监管。2015年，欧盟最高法院以无法充分保证欧洲公民的数据隐私为由，废除了跨大西洋信息传输的“安全港”协议，谷歌、脸书等4000多家美国科技公司把欧洲用户数据传输回美国服务器的行为不再受到该协议的保护。同年，俄罗斯《个人数据保护法》生效，规定俄罗斯公民的个人信息可以跨境传输，但是必须保存在俄罗斯境内服务器上。2016年11月，我国通过的《网络安全法》明确将“保护网络空间主权”作为核心原则。今年3月1日，《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发布，外交部在中外媒体吹风会上明确表示“网络主权和信息自由流动并不对立”，只有确立了网络主权原则，才能发挥政府在保护基础设施、打击网络犯罪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维护网络安全与稳定。


“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但更现实的问题在于，技术发展以及为社会、时代带来的变化，远超于法规建立与完善的速度，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回顾近年的各类相关事件以及争议，不难发现，在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在信息流动与网络主权等问题上，我们仍在为数据监控寻觅一个平衡点。


作者｜人民网新媒体智库研究员 张力；见习助理研究员 孙欣  来源｜新策论